低调做人——怀念我的丈夫李钟英 【文脉】高调做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会
李钟英介绍
李钟英，1925年4月生于河南卫辉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7月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参加创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任上海俄文学校教育股副股长（股长为陈毅市长夫人张茜）、上海外国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当时未设主任），并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哲学课。1961年4月，奉调北京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1998年离休。
（作者王其祥摄于2014年8月）
王其祥介绍
王其祥，李钟英之妻，1926年4月26日生于上海游艺春秋。1945年6月考入南通学院纺织工程系，1949年6月毕业。1949年7月到华东革大学习，1949年11月参加创建华东革大附设上海俄文学校工作。先后在教育股、辅导室、俄文教研室任干事。1952年底至1958年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教研组从事教学工作，其间，1956年至1957年在上海中级党校党史班进修一年。1959年至1961年5月先后在上外院长办公室、院刊编辑室、法语教研组工作，任法语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5月奉调外交部，到外交学院英语系干训班学习。1964年5月分配至外交部政治部国外工作部亚非处工作。其间，参加外交部赴南通如皋四清工作队半年，外交部干校劳动一年。1975年派往驻马来西亚使馆领事部工作，任二秘。1978年回外交部原单位。1986年4月离休，任一秘。
（2010年10月2日北京龙潭湖公园 当时，李钟英体力衰竭，坐上了轮椅）
编者按：
王其祥与丈夫李钟英共同生活了64年，两人感情深厚，互相体贴照顾。李钟英每次住院，王其祥都陪伴在侧。李钟英最后一次住院期间，王其祥在医院陪伴守护了193天。为了深爱的丈夫，亦为了心中的母校，她觉得应该为丈夫、为母校留下点什么，于是阿信蛋蛋妹，真心流露之处，文章自然天成。这是一位年逾九旬老人用真心写成的文字，朴实！真实！平实！让我们谨向她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2003年3月30日 在庆祝澳门基本法颁布10周年纪念大会的酒会上，与首任澳门特首何厚铧碰杯祝贺，李钟英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埋头苦干，攻坚克难，高调做事
新中国建立前夕，钟英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动力专业。建国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上海俄专教育股副股长。继之负责辅导室的领导工作，开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随着高指狐猴校开设四门政治理论课，他被任命为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并任马列主义哲学教研组组长。这一连串的工作和他所学的动力专业毫不搭界。特别是哲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理论。我为他捏一把汗，悄悄问他：“行吗？你可没有碰过哲学呀！”他沉思着说：“难呀绝代村姑！一点底子都没有。”但接着又说：“既然组织选择了我，再难也得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校领导选派他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哲学一年，给他打了底子。他自己大量看书学习，逛书店成了他的癖好后来后来。看到有关哲学的书，只要口袋里有钱都买回来看，连庄子、老子、黑格尔、康德的书籍也买了不少。我奇怪地问他：“你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读这些中西古典哲学书，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干什么用呢？翁其钊”他说：“马列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搞清它的源头，它的发展过程，才能讲清楚它的正确性。要给学生讲透一杯水的道理，我必须准备三大桶水才够用。”由此，他刻苦读书，写学习心得体会，做资料卡片何晓影，常忙到半夜。经常是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灯下忙活。冬天，他裹着厚厚的棉大衣，怀里抱着汤婆子，搓着手，跺着脚看书。夏天一抹瘦，他就光着膀子，脚边点蚊香，手中挥蒲扇，满头大汗写讲稿dnf心意点。对此，我既感动，又不免心疼。
（1951年2月11日 上海俄专党组织批准结婚后，在四川北路一家照相馆拍摄结婚照）
苦干终于出了成果。他开讲哲学课了，《解放日报》选登过他学哲学的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给他出版了哲学著作《局部与全局》。
1961年，他奉调到外交部，又面临了一个全新的任务。钟英还是一以贯之的刻苦学习，从文件中学，从实践中学，从领导指示中学，从零开始，由外行逐渐成了内行。文革前，外交部一位机要室秘书曾对我说：“你家老李的脑子真好，业务也熟悉。他常来机要室看材料，起草文件。总是随口说出所要材料的日期、内容，如：× 月× 日，××领导关于××问题的讲话，驻××使馆关于××问题的请示等。说的清清楚楚，连个嗑巴都不打的。这样，我们找材料也容易得多。他拿到材料后，边看边起草文件，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这样熟悉业务的人可不多呀！”回家后茶花烟，我和钟英谈起这件事。他平静地说：“这不算什么，干工作就得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熟悉一行。如果总理开会时询问一些问题，你一问三不知，多耽误事！总理会不发火吗？你自己觉得好意思吗？”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已逐渐熟悉了外交业务，进入了角色。
（1974年10月 在驻马来西亚使馆的招待会上，李钟英时任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表）
文革后，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组建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并任负责人和组长。同时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港澳回归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时，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参与回归事务。当他年满60岁准备退休时却被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及政策研究工作暴烈之情。人大换届后又改任外事顾问。一直到1998年，他73岁时，才办了离休手续，回家颐养天年。
钟英的刻苦学习精神并不因为工作退休而退休。他为了丰富退休生活，学习用数码相机摄影及相片的后期处理（即photoshop相片，简称PS）。Photoshop有繁多指令，复杂的操作技术，常令中青年人也望而却步。人云“三十不学艺”，而当时钟英已70多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他硬是学会了电脑，掌握了photoshop的操作，并处理了几千张他自己拍的照片。这种刻苦好学精神，令人佩服。
（荷包牡丹 李钟英摄影并ps的作品 时年80有余）
内敛谦虚 不事张扬 低调做人
钟英在工作上虽有成就，但他一贯谦虚，一生低调。虽在同时的同事中，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但总会给人一个谦虚儒雅的老大哥形象。
钟英经历过不少外交重大事件，如中美建交、中日建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在这些事件中，他参加讨论、会谈、起草文件、出席仪式等全过程。他多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国家和党的高层领导讨论重大外交事务的会议。他始终低调对待这一切，对外守口如瓶，不露一字口风。即使我们夫妇间也不以此作为谈话资料，更不用说对子女和孙辈了。我们家属成员中有的直至他去世后，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才知道他的工作经历。
（2005年10月14日 在北京植物园游览时王其祥在旁协助更换照相机镜头）
钟英不仅在工作上低调，即使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也是力主低调，拒绝张扬。
他在对待自己的身后事，也是抱着低调态度。1998年，在一次心脏手术前，他担心出意外，写了一个条子，夹在他的记事本中，叮嘱家属：万一手术出了问题，眉户村官一是不要埋怨医生，死生有命；二是简办丧事；三是叮嘱子女要照顾好母亲。2006年，他的心脏病比较严重了，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他与我商量合立一遗嘱，向子女交代后事。我同意，由他出思想，我起草。关于如何办丧事问题，他以1998年定下的简办后事原则具体化为：（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家庭灵堂；（二）谢绝赙仪及赠送花圈等祭悼物品；（三）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贺根森林战役，骨灰由火葬场随意处理。
李钟英还口头交代我向单位领导说明：自己一生对祖国、对人民贡献很少，不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干部骨灰墙上占一席之地。
他于2015年3月2日病逝。我和子女遵照他的遗嘱办理了丧事。现在他已化作一缕青烟直上苍穹，一抔白灰撒向大地，回归自然。
在如今重名利、争权势的浮躁社会风气中，钟英能一贯保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很难能可贵的。我要求子女们要以此为家风，世代传承下去。
李钟英介绍
李钟英，1925年4月生于河南卫辉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大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同年7月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参加创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任上海俄文学校教育股副股长（股长为陈毅市长夫人张茜）、上海外国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当时未设主任），并讲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哲学课。1961年4月，奉调北京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组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8年起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顾问。1998年离休。
（作者王其祥摄于2014年8月）
王其祥介绍
王其祥，李钟英之妻，1926年4月26日生于上海游艺春秋。1945年6月考入南通学院纺织工程系，1949年6月毕业。1949年7月到华东革大学习，1949年11月参加创建华东革大附设上海俄文学校工作。先后在教育股、辅导室、俄文教研室任干事。1952年底至1958年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教研组从事教学工作，其间，1956年至1957年在上海中级党校党史班进修一年。1959年至1961年5月先后在上外院长办公室、院刊编辑室、法语教研组工作，任法语教研室副主任。1961年5月奉调外交部，到外交学院英语系干训班学习。1964年5月分配至外交部政治部国外工作部亚非处工作。其间，参加外交部赴南通如皋四清工作队半年，外交部干校劳动一年。1975年派往驻马来西亚使馆领事部工作，任二秘。1978年回外交部原单位。1986年4月离休，任一秘。
（2010年10月2日北京龙潭湖公园 当时，李钟英体力衰竭，坐上了轮椅）
编者按：
王其祥与丈夫李钟英共同生活了64年，两人感情深厚，互相体贴照顾。李钟英每次住院，王其祥都陪伴在侧。李钟英最后一次住院期间，王其祥在医院陪伴守护了193天。为了深爱的丈夫，亦为了心中的母校，她觉得应该为丈夫、为母校留下点什么，于是阿信蛋蛋妹，真心流露之处，文章自然天成。这是一位年逾九旬老人用真心写成的文字，朴实！真实！平实！让我们谨向她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2003年3月30日 在庆祝澳门基本法颁布10周年纪念大会的酒会上，与首任澳门特首何厚铧碰杯祝贺，李钟英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埋头苦干，攻坚克难，高调做事
新中国建立前夕，钟英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动力专业。建国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上海俄专教育股副股长。继之负责辅导室的领导工作，开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随着高指狐猴校开设四门政治理论课，他被任命为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并任马列主义哲学教研组组长。这一连串的工作和他所学的动力专业毫不搭界。特别是哲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理论。我为他捏一把汗，悄悄问他：“行吗？你可没有碰过哲学呀！”他沉思着说：“难呀绝代村姑！一点底子都没有。”但接着又说：“既然组织选择了我，再难也得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校领导选派他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哲学一年，给他打了底子。他自己大量看书学习，逛书店成了他的癖好后来后来。看到有关哲学的书，只要口袋里有钱都买回来看，连庄子、老子、黑格尔、康德的书籍也买了不少。我奇怪地问他：“你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读这些中西古典哲学书，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干什么用呢？翁其钊”他说：“马列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搞清它的源头，它的发展过程，才能讲清楚它的正确性。要给学生讲透一杯水的道理，我必须准备三大桶水才够用。”由此，他刻苦读书，写学习心得体会，做资料卡片何晓影，常忙到半夜。经常是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灯下忙活。冬天，他裹着厚厚的棉大衣，怀里抱着汤婆子，搓着手，跺着脚看书。夏天一抹瘦，他就光着膀子，脚边点蚊香，手中挥蒲扇，满头大汗写讲稿dnf心意点。对此，我既感动，又不免心疼。
（1951年2月11日 上海俄专党组织批准结婚后，在四川北路一家照相馆拍摄结婚照）
苦干终于出了成果。他开讲哲学课了，《解放日报》选登过他学哲学的文章，人民教育出版社还给他出版了哲学著作《局部与全局》。
1961年，他奉调到外交部，又面临了一个全新的任务。钟英还是一以贯之的刻苦学习，从文件中学，从实践中学，从领导指示中学，从零开始，由外行逐渐成了内行。文革前，外交部一位机要室秘书曾对我说：“你家老李的脑子真好，业务也熟悉。他常来机要室看材料，起草文件。总是随口说出所要材料的日期、内容，如：× 月× 日，××领导关于××问题的讲话，驻××使馆关于××问题的请示等。说的清清楚楚，连个嗑巴都不打的。这样，我们找材料也容易得多。他拿到材料后，边看边起草文件，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这样熟悉业务的人可不多呀！”回家后茶花烟，我和钟英谈起这件事。他平静地说：“这不算什么，干工作就得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熟悉一行。如果总理开会时询问一些问题，你一问三不知，多耽误事！总理会不发火吗？你自己觉得好意思吗？”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已逐渐熟悉了外交业务，进入了角色。
（1974年10月 在驻马来西亚使馆的招待会上，李钟英时任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表）
文革后，他被调到了国务院，组建国务院办公厅外事组，并任负责人和组长。同时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当港澳回归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时，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参与回归事务。当他年满60岁准备退休时却被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及政策研究工作暴烈之情。人大换届后又改任外事顾问。一直到1998年，他73岁时，才办了离休手续，回家颐养天年。
钟英的刻苦学习精神并不因为工作退休而退休。他为了丰富退休生活，学习用数码相机摄影及相片的后期处理（即photoshop相片，简称PS）。Photoshop有繁多指令，复杂的操作技术，常令中青年人也望而却步。人云“三十不学艺”，而当时钟英已70多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他硬是学会了电脑，掌握了photoshop的操作，并处理了几千张他自己拍的照片。这种刻苦好学精神，令人佩服。
（荷包牡丹 李钟英摄影并ps的作品 时年80有余）
内敛谦虚 不事张扬 低调做人
钟英在工作上虽有成就，但他一贯谦虚，一生低调。虽在同时的同事中，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但总会给人一个谦虚儒雅的老大哥形象。
钟英经历过不少外交重大事件，如中美建交、中日建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在这些事件中，他参加讨论、会谈、起草文件、出席仪式等全过程。他多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参加国家和党的高层领导讨论重大外交事务的会议。他始终低调对待这一切，对外守口如瓶，不露一字口风。即使我们夫妇间也不以此作为谈话资料，更不用说对子女和孙辈了。我们家属成员中有的直至他去世后，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才知道他的工作经历。
（2005年10月14日 在北京植物园游览时王其祥在旁协助更换照相机镜头）
钟英不仅在工作上低调，即使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也是力主低调，拒绝张扬。
他在对待自己的身后事，也是抱着低调态度。1998年，在一次心脏手术前，他担心出意外，写了一个条子，夹在他的记事本中，叮嘱家属：万一手术出了问题，眉户村官一是不要埋怨医生，死生有命；二是简办丧事；三是叮嘱子女要照顾好母亲。2006年，他的心脏病比较严重了，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好。他与我商量合立一遗嘱，向子女交代后事。我同意，由他出思想，我起草。关于如何办丧事问题，他以1998年定下的简办后事原则具体化为：（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家庭灵堂；（二）谢绝赙仪及赠送花圈等祭悼物品；（三）遗体火化，不留骨灰贺根森林战役，骨灰由火葬场随意处理。
李钟英还口头交代我向单位领导说明：自己一生对祖国、对人民贡献很少，不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干部骨灰墙上占一席之地。
他于2015年3月2日病逝。我和子女遵照他的遗嘱办理了丧事。现在他已化作一缕青烟直上苍穹，一抔白灰撒向大地，回归自然。
在如今重名利、争权势的浮躁社会风气中，钟英能一贯保持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很难能可贵的。我要求子女们要以此为家风，世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