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体健：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以周必大为例-书目文献
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以周必大为例﹡
侯体健
侯体健，湖南永兴人，1982年生。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刘克庄的文学世界一一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等。
内容提要祠官文学是南宋独特的文学景观，有着丰富的内容与多维的面相，反映出南宋特有的政治生态与士人情怀，我们可以从乞祠、领祠、归祠等维度去认识它。周必大是南宋祠官文学多维结构的一个典型样本，从其乞祠奏状、领祠表启、归祠诗歌等创作出发，结合奉祠者和他者两个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周必大在各种政治事件中的复杂心态及其转变轨迹，他与庐陵地区其他祠官的聚合，更是促进了地域文人群体的形成，繁荣了地域文学活动。可以说，丰富的祠官文学文本既是南宋文学内蕴特质的体现，也是深入理解南宋士大夫心灵世界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南宋文学 祠官文学 祠禄官制 周必大
一、作为南宋独特景观的祠官文学
宋代的祠禄官制[1]对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已逐渐为学界所认识[2]，但这种影响在哪些层面发生，如何发生，又是怎样呈现的，则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如众所知，狭义的祠官（或称“宫观官”）从北宋开始设置，初衷本在“佚老优贤”，以任领宫观而享受俸禄，对象多为高官重臣。王安石变法后又以此“处新法之异议者”，任此职以闲置不用，成为排除异己的辅助手段。不过，北宋神宗朝祠官总人数也仅100余而已，只占官僚总体的三百分之一弱,对士人阶层及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比较小。至南宋高宗朝，祠禄制度进入“冗滥阶段”，祠官总人数已逾千人，与三省吏人数相当[3]。周必大在给张焘撰写的神道碑中就记载：“（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七月除权吏部尚书，首论官冗，半年间授宫观岳庙九百余员，坐縻廪禄，虚理资考。”[4]仅半年，祠禄官的数量即增至九百余，规模空前。此后，上至朝廷名臣，下至低级幕僚，或提举宫观、或监领岳庙，祠官群体迅速扩大。朱熹对此议论精当：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者，皆大官带之，真个是主管本宫、本观御容之属。其他多只是监当差遣。虽尝为谏议官，亦有为监当者，如盐船场、酒务之属。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5]
这种“皆可以得之”的局面，导致南宋一大批代表性文学家都具有奉祠经历，如刘一止、洪适、周必大、陆游、朱熹、尤袤、杨万里、吕祖谦、楼钥、辛弃疾、叶适、赵蕃、曹彦约、程公许、真德秀、刘克庄、文天祥等无一不领受过祠禄，甚至长期任领祠官。祠官成为了许多南宋文学家不可抹去的身份角色，在他们的交游活动、群体心理、文化记忆、诗文创作等方面，留下了浓重的印记。由于奉祠并非南宋少数士人的个别遭遇，而是大量士人的共同经历，祠官身份也就承载了整个南宋士人的集体经验，将之诉诸文学作品，便形成了独特的“祠官文学”现象。
我们认为，所谓的“祠官文学”并非指文人奉祠期间所作的所有文学作品，而是任领祠禄官（特指狭义的、专职却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的宋代文人表达请祠愿望、记录奉祠心理、书写任祠情怀、认识祠官身份的各类创作之总和，也涵括周边文人酬唱、体味祠官们特殊精神处境的文学作品。“祠官文学”所涉及的文体亦不仅仅是诗词的唱和，还有大量的“乞宫观劄子”“丐祠申状”“任祠谢表”“贺得祠启”等奏状表启的文章创作和相关文字（如日记、序跋等记录），它们共同组成了宋代独有的文学景观。
“祠官文学”虽非独立的文学概念，但却能独立指称相关作品，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呈现出的宋代祠官特有的精神世界与文学面貌，更是饶有兴味的话题。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在梳理宋代大量相关奉祠作品基础上，对此现象的理论提炼与命名，同时也具有文学批评史上的旁证根据。古人在诗话、词话、文话等典型批评著述中，并未提及“祠官文学”或相似概念，但是在一些类书中，设立有“宫观类”条目，所收作品正与“祠官文学”相呼应。《白孔六帖》卷八九所设“宫观”条，尚是对道教各宫观建筑作铺排介绍，《海录碎事》卷一三“宫观门”、《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七“宫观”条，仍承续这种方式而略有变化。到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四“道观”条即注“奉祠附”，所录内容除仍有介绍各个道观概况外，其下“古今文集”部分，开始收录不少文人的奉祠作品，如陆游《玉局歌》、朱熹《拜鸿庆宫有感》等，《遗集》卷一五又补入刘克庄《方寺丞除云台观》《蒙恩监南岳庙》，这都是典型的书写奉祠感想与身份表达的祠官文学作品。《翰苑新书》前集卷三七“宫观”条，亦将大量篇幅留给了宫观官使相关文献，而对道教宫观建筑的介绍已占很小比例。特别是到了《翰苑新书续集》卷三九“宫观类”，就仅收刘克庄《除仙都观丞相启》等典型祠官文学作品了。类书不是诗文评著作，不会直接表述文学观念，但它反映出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与眼光，它的类目设置建立在编者对相关文本的性质认识的基础之上。宋代类书中“宫观”条目的设置及其收录文献性质的变化，反映出类书编者对祠官文学作品的关注，说明当时士人对祠官文学已经有所感知并有了初步的认识。
王水照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南宋文学“在内蕴特质、艺术表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北宋文学的‘附庸’”[6]，这一重要论断对我们认识祠官文学在南宋文学中的意义很有启发性。祠禄制度为宋代所独有，然祠官书写在北宋仍较鲜见，此时虽有一定数量的祠官文学作品，诗歌如宋庠《太一奉祠夜即事》、沈遘《奉祠东太乙宫七首》、孔武仲《奉祠城西夜坐苑中即事》、黄裳《立春奉祠太一》、晁说之《乞宫观报罢作》，文章如范纯仁《乞宫观札子》《谢复观文殿大学士充中太一宫使表》等，但这些作品数量上不成规模，更重要的是它们呈现出的精神世界比较单一，作者奉祠心态相对简单，他们大多数是奉祠太乙宫，这在当时仍属优厚待遇，与南宋士人奉祠多因政治失意，颇显异趣；而且北宋的奉祠士人并不具有自觉的祠官身份意识，没有在文学作品之中表现出祠官所特有的心理状态，他们奉祠期间的作品也就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现象加以讨论。只有到了南宋，祠官文学作品不但数量激增，蔚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而且能够互相勾连，共同反映出较为丰富的南宋士人心态。这与当时的政治风向、社会心理、士人品格互相关联，具有突出的复杂性与多维性，探讨它们的内在意蕴与作品呈现，自然也就成为勾画南宋文学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的祠官文学，从时间展开角度考察，至少有以下三个维度值得注意：
第一，岩山椒乞祠之时，士人们大量创作“乞宫观”相关的札子、奏状、书信之类的作品，这些文章常常围绕个人政治原因展开写作，虽表面上仍有引疾乞祠、侍亲乞祠、待阙与祠、被罚与祠、政争与祠之分，但根本原因多是陷入政治纷争，故而常能反映出国家政事的分歧，又表现出个人对待政局的看法以及彼时的复杂心态。如洪咨夔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作《乞祠奏》，文中言自己“性禀狷介，学术迂拙。但知以竭虑为忠，不计以直情为激”，希望皇帝批准“特赐祠廪，俾归求君子时中之学，以备异时器使，实戴终始生成之造”。[7]这些个人原因的辞句背后，实则是宋理宗端平更化之时，各种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最佳出价。洪咨夔当时既以御史身份弹劾李知孝、梁成大，又论完颜守绪骨函事，然因此前闲置日久，对朝政更革虽有着很大期待，却又担心自己再陷政争，故而乞祠之作中矛盾态度多有体现。这些“乞宫观”之文，是揣摩南宋士人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文本。
第二，领祠之后，一般有两类作品诞生：一是于公而言，奉祠士人多要撰写谢表、谢启之作，这些作品虽多是规制性文本，不能全部表露心迹，然借事说理、言志抒情，勾画出作者的心路历程，颇能见出文笔之妙，展示出一定的政治意图与情感世界。如《翰苑新书续集》卷三九专设“宫观类”收录刘克庄《除仙都观谢丞相》《除玉局观谢二相》《除云台观谢丞相》《除崇禧观谢丞相》《再除崇禧观谢丞相》《复右文殿修撰提举明道宫谢相》《除明道祠谢丞相》七篇作品，将这些作品捉置一处整体考量，刘克庄一生的宦海沉浮，以及他面对政局无从措手的无奈与失落，一览无遗。二是于私而言，奉祠士人此时常与周边好友唱和，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如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汪大猷提举太平兴国宫，奉祠归里，吕祖谦、范成大、赵汝愚、朱熹、姜特立、司马伋、魏杞等十四人分韵赋诗相送，汪大猷则有次韵酬答之作，这些作品虽然并未全部留存，却让我们一睹特殊政治气候之下、领祠之时，士人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强烈身份认同[8]。
第三，奉祠期间，许多南宋士大夫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酬唱上，成为锻造他们诗文品格的关键阶段。比如赵介：“奉祠十五年，历主管亳州明道宫、台州崇道观。日与宾客赋诗饮酒弈棋，博通古今，议论纚纚，凡释老诸书，下至稗官小说，无不成诵，听者忘倦，郡守每以上客礼之。”[9]刘克庄也曾夫子自道：“奉南岳祠未两考，得诗三百，非必技进，身闲而功专尔。”[10]士人奉祠可谓都将时间都交给了诗文闲适。诚然，士人奉祠期间的创作不能都算作祠官文学，但其中一些作品所传递出的祠官身份意识，却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与文学世界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甚而地方文人常因共同奉祠归乡，由此结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域诗人群体，成为南宋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11]。
除此之外，士人在罢祠之际，祠官身份开始改变：或者继续起用，重入仕途，期待再展抱负；或者由此边缘化，且断了朝廷的薪水，经济上负担愈重。前者已非祠官，可以不论。后者则往往希望能够再次请祠，继续获得祠禄的经济支持。比如朱熹就满足于祠官的身份，罢祠之际又再请祠，他有一篇《乞宫观札子》云：“熹伏自顷岁罢官浙东，圣恩畀以祠禄，至今考满，家贫累重，未能忘禄，欲望特赐敷奏，更与再任一次。”[12]他不但自己上奏乞祠，更给吕祖谦、周必大写信，望能从中周旋，促成此事。这些罢祠之时的诗文，又呈现出南宋士人另一种精神风貌，他们习惯游离政治，在地方社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又希望能够借助政策的力量，获得一定的经济支持，以专心文化创造。这也从侧面体现出祠禄制度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总之，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中的闲适、文学上的丰收互相交织，合成了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而这是北宋时期总数较少的祠官文学作品无法支撑起来的。唯有南宋出现的丰富的奉祠诗文，或抒情、或言志、或纪事、或存史，蕴含着南宋特有的政治生态与士人情怀，展现出独特的祠官群体面貌，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景观。
二、周必大：一个祠官文学的典型样本
如前所言，南宋众多的文学家都有奉祠的经历，一些代表性作家还曾多次、长期奉祠，并写作了大量相关作品明智左马介。如洪适一生七次提举洞霄宫，陆游历主崇道观、玉局观、冲祐观、佑神观、太平兴国宫等，朱熹自二十九岁差监南岳庙始，几乎大半生都处于祠官状态，刘克庄七次主管宫观，亦是长期的祠官身份，这些作家都留下了可观的、高质量的祠官文学作品。不过，他们虽然奉祠时间都很长，但是从祠官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来看，却都比不上奉祠时间比他们短、文学影响比他们小的周必大。
周必大（1126—1204）是南宋中期的政治领袖与文坛宗主，他的一生大体可谓仕途平顺，虽亦有升降沉浮，但他终能位极人臣，参与了南宋中期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位影响当时政局的重要人物[13]。作为一个在政治上有自我见解的士大夫，周必大面对朝政上的纷争，总会表露出自己的态度，与同僚乃至皇帝发生冲突，因而也不免奉祠归乡的命运。大体而言，周必大有三次奉祠经历：第一次，隆兴元年（1163）三月，三十六岁的周必大因反对宋孝宗擢拔“近习”龙大渊、曾觌知閤门事，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身份上奏《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不书黄，违背了孝宗意志，遭御笔斥责，于是他坚决请祠，主管台州崇道观，直至乾道六年（1170），闲居近八年。第二次，乾道八年（1172）二月，宋孝宗擢拔张说、王之奇为签书枢密院事，二人依惯例上辞免新命奏，周必大又以权中书舍人身份坚持不草“不允诏”，孝宗震怒，限当日奉祠离京，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至乾道九年（1173）起用，旋即又再次请祠，直至淳熙二年（1175）年初止。第三次，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身为观文殿大学士的周必大，被谏议大夫何澹等严厉弹劾，自请以元官奉祠，除醴泉观使归乡，至绍熙二年（1191）年八月止，绍熙五年（1194）二月再任醴泉观使，直至庆元元年（1195）七月致仕。这三次奉祠经历占去了他仕宦生涯的四分之一，其中还有许多情节的反复[14]，更是折射出周必大的复杂心态。因而在他两百卷的《文忠集》中，留存了大量乞祠奏状、谢祠表启、归祠日记、奉祠诗歌、告归祝文，以及与其他祠官的酬唱之作，乃至讨论宫观祠禄制度的章奏等。这些文章透露出周必大的心路历程、文化性格与文学品格，同时也呈现出祠官文学难得一见的丰富性，是剖析南宋祠官文学多维面相的典型样本。由于周必大权高位重，每次奉祠背后的政治人事关系都广泛而复杂，我们不拟对这些作品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成就作全面探讨，而仅截取相关样本，从乞祠、领祠以及奉祠里居三个时段，一窥周必大祠官文学不同时段、不同体裁的多维展开，期能具体地展示南宋祠官文学系统的立体结构。
（一）乞祠奏状：从书生意气到沉稳圆熟
隆兴元年的“反近习”政争是南宋孝宗朝的重要历史事件，孝宗即位不久即有大批士人上书言事[15]，周必大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造成了他第一次奉祠。本文无意就此事件本身作更深入的探讨，因为事实是清楚的，先行研究亦已达到较高水平[16]。这里仅从乞祠文本观察周必大的心曲。
宋孝宗即位之初，“近习”龙大渊和曾觌即为台谏激烈弹劾。周必大原本并非事件中心人物，他在《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说：“臣等于大渊、觌功过能否初不详知，但见缙绅士民指目者多，又闻台谏相继有言，臣等亦不知其所劾何事也刁爱青吧。”并向孝宗指出：“今若轻犯众怒，不少退听，是陛下将欲爱之适所以害之，非计也。”[17]立场虽有倾向性却并不坚决，其初衷乃在于公议强烈反对，故而缴驳以示操守，但孝宗却因此懊恼不已。次日，周必大上《同金给事待罪狀》以谢罪，然其真实想法，却绝不是自甘认错。同日给右相史浩去信云：“某非不知思权时之宜，为调停之策，但若不决去，则此辈必谓士大夫可以爵禄诱，可以威命胁。”同时又指出：“为今之计，使二人者（指龙、曾二人）出奉外祠，则士气自伸，公论自息。然后某自以私计，或以疾病为请，求一宫观差遣，仰以释圣上朋党之疑，下以解二人报复之怨，此上策也。”[18]想以双方奉祠，缓和当时情势。最后的结果，龙、曾并未奉祠，周必大自己则确实写作了平生第一篇《乞宫观奏状》，并获准“任便居住”，回到庐陵。文章如下：
臣辄沥血诚，仰干圣造。复念臣先茔多在吉州，惟臣母葬信州，久欲迁奉，缘臣备数于朝，力所未能。爰自今年正月屡经朝廷陈乞假告，继又力请外祠，而宰执不为敷奏，因循至今。人子之心，晨夕不遑。缘此心气怔忡，居常抱病，安能纂修记注，摄赞书命？必由旷职，重抵司败之诛。若非触冒万死，投诚君父，则进退失据，谁肯为臣言者？伏望圣慈下臣此章，宣问宰执。如臣前此果因迁葬乞去，非敢矫妄，即授臣宫观一次，使遂其区区之志。今齿发尚壮，他时或有繁剧任使，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轻犯天威，臣无任震灼俟命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19]
在这篇乞祠奏状中，周必大寻找的请祠理由并非给史浩信中所设想的“或以疾病为请，求一宫观差遣”，而是回乡为母亲迁坟，“人子之心，晨夕不遑”，这一理由在其大量的乞祠奏状中很异类。我们固然能够证明周必大此次回乡确实迁移了母坟，但联系上文所述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可以断定这并非真实的奉祠原因，而真实的原因与他内在心理，在《与史丞相劄子》中已比较显明。由此可见，像《乞宫观奏状》这样的乞祠文章，并非孤立的历史文本，这和诗词作为相对单纯的文学文本不太一样。一首诗词可以是随感而发，与现实的关联性不必很大，但一篇乞祠奏状则一定只是相关历史线条中的一环而已。周必大在这篇文章中，可谓无一句言及现实，既未提缴驳事，更未言孝宗斥责，但是又无一句虚发，作为当事人的孝宗读后必定明了背后原因与真实意图。
再看乾道九年（1173）所作《辞富沙乞宫祠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乾道八年（1172）二月，周必大因反对张说、王之奇事而触怒孝宗，奉祠归乡近一年。与第一次的主动请祠不同，这次乃是被勒令限期离京，非常狼狈，周必大的心理是有些难以接受的。他在赠侄诗中写道“圣朝有道合羞贫，清昼那容里路珍”[20]，内心波澜仍未平息。至乾道九年正月，朝廷却突然任命周必大知福建建宁府（治所在富沙），他接连乞祠，甚至在赴任路上仍再上《第三状》，主要理由就是“心气旧疾，日甚一日，腰臂痛楚，通夕呻吟” [21]。实则疾病无非是借口，背后的蹊跷正在于重新起用周必大，并非朝廷悔过，而恰是张说“露章荐之”[22]，周必大一方面自知不能落入圈套，惹清议指责，一方面又备受朝廷压力，故而徘徊犹豫，行而又停，再三请祠。
乾道奉祠与隆兴请祠，情形很不相同。虽然隆兴请祠的《乞宫观奏状》写得情真意切，但与连上三篇奏状相较，仍不可相埒。我们将周必大隆兴元年（1163）的《乞宫观奏状》与《与史丞相劄子》对读，便知其去意已坚，主动请祠是抱着一种解决问题、缓解事态的心情上奏的，他的整体心态并不是悲观的失意，而是略感遗憾与歉责，又饱含着与佞幸斗争的士人精神。这种“书生意气”，在此时入仕未深的周必大身上，显得很突出。而乾道九年（1173）的三篇乞祠奏状，我们则可以和《王季海丞相》书札对读，该文说：“起废之由既已报行，士大夫皆知朝廷之意，可以无嫌。已力恳相参，更望舍人赞成之，毋使至于再三，却贻罪戾也。乞祠文字亦止说疾病，不敢他及，恃知爱夐出等伦，乃尔干渎，乞赐矜念。”[23]同时《赵子直丞相》书札则说：“某恳辞富沙，自谓必获大戾。今日闻圣恩赐允，未审果否？若所传不妄，则感戴宽宥，何以报塞？长与农夫歌咏德化，真幸民也。”[24]与王淮之信，百般表达准祠之无奈；与赵汝愚信，则袒露心迹，担心孝宗“大戾”。乞祠奏状与两篇信札一比照，周必大处境的矛盾纠结与写作心态的曲折往复可以想见。周必大与张说、王之奇之间的斗争，仍是第一次奉祠时“反近习”的延续。但乾道时期的周必大并不想那么决绝地离开官场，他进退两难，只好再三请祠，结果则是“必大三请祠，以此名益重”[25]，在士林中获得了盛名。
周必大经历了两次奉祠之后，书生意气渐消，而沉稳圆熟的一面逐渐显露。学者已经指出，从淳熙元年开始，周必大的仕途由逆转顺，既缘于朝廷政治方针的改变，孝宗日益重视周必大，亦是其性格与态度嬗变使然[26]。这种转变从他的乞祠文章中也可窥出轨迹，可举淳熙五年（1178）十一月乞祠事为证。
淳熙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会庆节（孝宗生日），金国有贺，周必大执笔国书回复，却出了差错，为此特上《乞宫观札子》（文长不录）。文章从幼时遭际“臣以孤生，蒙陛下简擢，致身侍从”写至身体疾病“爰自早岁即苦心气不宁，今年以来，其疾益甚”，再转至曾经有乞外补请求“累曾控告君父，冀从外补”，然后说到“每遇撰述，往往思虑移时，仅能下笔，芜累不工”，做足了铺垫后再说“近因回答国书，果致语意失当，仰勤宸笔改定，臣之不职，罪岂容诛？”并乞求：“念臣恳求闲散，前后非一，稍宽刑诛，特授一在外宫观差遣，使之归伏田庐，寻访医药。” [27]全文分寸拿捏到位，写得非常得体。当然，仅从这篇文章，我们实难确定周必大背后的真正动机，但若干年后他自撰《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诏书跋》，交待得比较清楚：
淳熙五年冬，臣为学士一年有半矣。数求去，未遂。曾觌、韩彦古辈间言日闻，因答北虏贺会庆节国书，曲意指摘第一声喝彩。适殿帅王友直捉军大扰，密疏其事，贵近滋不悦，孤踪益危，急援杨亿邻壤事引咎丐祠。而上恩过厚，保全甚力，御笔涂去误改国书等六十余字，亲批降诏不允，不得再有陈请。他侍从殆无此礼，以是不敢复言。[28]
可见，代草国书出错只是乞祠诱因，背后还有诸多政治角力在斗争。《宋史》载：“是岁（淳熙六年，1179），加觌少保、醴泉观使。时周必大当草制，人谓其必不肯从，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贤之上’之语，士论惜之。”曾觌本是周必大反对过的近习，然这一次周必大却出以违心之言。这自然让反近习阵营失望了，但却表现出他仕宦心态的转变。这次为近习草制，恰在淳熙六年元月，我们有理由怀疑周必大借口乞祠，正是与近习相逼有关。周必大这次请祠，已不是隆兴请祠的政治表态，也不是乾道请祠的无可奈何，原因虽然多样，仍不妨看做一个成熟官员政治手腕的表现。周必大所倚仗的根本，不消说还是孝宗的信任，但是从以上的行文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此时周必大在政治局势中的沉稳圆熟，能够看到他在权力角逐中如何化解危机，转危为安。
总之，乞祠奏状乃南宋祠官文学之大宗，它们所反映的作者心态幽微而复杂，是正面了解祠官心迹的重要路径，我们必当抉剔爬梳，始可照见隐曲奥赜。《文忠集》共收录近30篇乞祠奏状，其中包括多次丐祠不允的情况，这些乞祠文章有些是去意已决，有些是试探上意，有些是半推半就，心态不一，联系起来观察，则犹如大型联章组诗，勾连成了周必大宦海浮沉的晴雨表，展现了他面对朝局变化时或忧谗畏讥、或发扬蹈厉、或迟疑顾望、或刚勇任气的复杂心态。细品它们的措辞用语，结合周边文本分析，对其中细密幽眇的个人心曲、脆弱无常的人事关系、波谲云诡的朝堂政治，都可获得更深刻入微的认识。
（二）领祠诗文：政治失意时的心理宣泄
在写作乞祠奏状时，作者仍面临着多种结果的可能，怀着不同的心理期待，行文也就表现出多样的变化，心态总体趋向相对复杂，文辞表达也有含蓄隐晦的一面；而在领祠之后写作的任祠表启（主要是谢表谢启），所表达出的心理则比较显性，主要是对既定事实的认同，失落遗憾或者轻松自在，都能较为明白地表露。任祠表启是南宋祠官文学书写的重要类型，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如前文提及的《翰苑新书续集》卷三九“宫观类”收录的刘克庄七篇奉祠谢丞相启，都是优秀的骈文，其他南宋文学名家此类谢启亦不在少数。这些表启与乞祠奏状相比，文辞更讲究，藻饰更优美，更具有审美价值。周必大号为词臣之冠，本就是四六文高手，《鹤林玉露》即云“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29]。他的奉祠表启数量不多，然仍可见出一时心态与行文艺术。比如乾道元年十一月周必大续任台州崇道观，乾道二年（1166）作《再任宫观谢宰执启》：
三年去国，梦断朝参；再命奉祠，喜加堂帖。踪迹已沉于农亩，姓名尚录于朝廷。虽至冥顽，宁忘荷戴！伏念某禀资极陋，殖学不丰。本期久次于雠书，敢望骤深于载笔？冠沐猴于仗下，实愧水官；齿路马于君前，常忧山野。身非不遇，心自弗安一朵白蔷薇。仰繄恤隐之施，俯遂投闲之请。年丰冬暖，无叹于饥寒；日迈月征，有惭于夙夜。曾经更之未久，而宠任之已加。博矣惠施，不忍偏悭于数子；大哉钧播，固应坱圠于无垠。[30]
此时的周必大自隆兴请祠以来，早已寄情山水，周游名胜，诗酒酬唱，忘却了政治与朝局，《闲居录》一卷正是记载这段时期悠游生活的详细文本。所以在这篇谢启中，与乞祠奏状里那种战战兢兢相比，全无半点抑郁之气，而多有清通之辞，“踪迹已沉于农亩”“本期久次于雠书”诸句，如联系此时所作诗歌如《青衣道人罗尚简论予命宜退不宜进，甚契鄙心，连日求诗为赋一首》等题来看，其中求退之意是真切无饰的。
从政治失意到获得心理的平衡，领祠谢启（表）常常具有情感宣泄的先导作用。周必大在乾道八年奉祠，乃因孝宗震怒，所作《谢宫观表》就是一篇既带谢罪性质，又表谢恩态度，更见内心委屈的文本。比如他说：“再兹妄发，可谓数奇。苏苏威命之行，岌岌孤踪之殆。晨趋凤阙，绾五组之光华；夕侣渔舟，被一蓑之蓝缕。虽云去国，尚尔全生。”在“晨趋凤阙”与“夕侣渔舟”的对比之中，足见其无奈酸楚之感。又说：“皇帝陛下御众以宽金慧星，退人以礼。纵负丘山之罪，不加斧质之诛。姑使汰归，俾知循省。臣虚沾廪稍，实腼面颜。身在江湖，怅阙庭之浸远；心如葵藿，望天日以常倾。”[31]则在在表现出作者接受处罚的诚意，但又饱含向往再起用的期待。这些复杂的情绪在谢表中都得到宣泄与慰藉。
如果说奏状表启中的情感表达方式因裹着政治外衣而略隔一层，那么诗歌唱和的情感则显性直露得多。奉祠因为带有贬谪色彩，所以朋友间的互相慰藉总是免不了的，梳理相关奉祠酬唱诗歌，大都在文人离京饯别之际，因为就奉祠过程来看，这个时段是最具仪式感、情绪最需要安顿的。在周必大的仕宦经历中，最先是以旁观者身份作诗安慰奉祠归乡同僚，最显著者有两例。
一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十日，周必大在秘书省正字任，同僚胡宪因论荐主战派张浚、刘锜被罢正字，主管台州崇道观以归。馆阁同僚汪应辰、王十朋、周必大等人赋诗相送，周作《胡原仲正字特改官除宫观，馆中置酒饯别，会者七人，以“先生早赋归去来”为韵，人各赋一首，仆得早字》[32]。周必大比胡宪年轻四十岁，原非同一辈人，而且此时的他涉及政事也较浅，与胡宪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所以诗中并未对时事有太多议论，只是以出处之道相勉励，以怀抱倾倒相鼓舞，以相思善祷相祝福。他在《籍溪胡先生宪墓表》记云：“明年，原仲上书论事求去，天子待之良厚，缙绅皆荣其归。”[33]对待胡宪奉祠的整体态度是比较平和的。
二是同年春李浩（字德远）奉祠，周必大赠七言歌行《送光禄寺丞李德远得请奉祠》，所表达的情感则较上次强烈得多：
君家临川我庐陵，两郡相望宜相亲。长安城中初结绶，石灰桥畔还卜邻。扣门问道日不足，篝灯照夜论心曲。寸莛那许撞洪钟，跛鳖逝将随骥騄。闻君上书苦求归，君今岂是当归时。满朝留君君不顾，我虽叹息何能为。莫攀杨柳涛江岸，莫唱阳关动凄断。行行但祝加餐饭，潮落风生牢系缆。[34]
李浩与周必大同乡，立朝忠愤激烈，言切时弊，这次奉祠乃主动请祠，故有“闻君上书苦求归”之句，陆游《送李德远寺丞奉祠归临川》、王十朋《李德远寺簿敢言勇退，今之古人也，东嘉王某赋诗以高其行》都是为此而作，足见李浩当时声名满朝。周必大这首作品的情感力量，在他的作品中可谓上等，七言歌行体惯于唱叹多情，“两郡相望亦相亲”“篝灯照夜论心曲”“我虽叹息何能为”“莫唱阳关动凄断”诸句更是热烈而真诚。
这两首为他人奉祠而作的诗歌，很能体现奉祠官员在情感慰藉上的共同指向，而周必大自己奉祠，周边文人因他而作的酬答之作，在其生命中也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金陵船厂。《归庐陵日记》是周必大隆兴元年（1163）奉祠归乡写下的行记，从奉祠起因着笔，至抵达家乡为止，共记载了三个多月的行程，其中四月即载：“甲子（四日），雨旋霁。骨肉登舟出城，予循城过北关就之。李平叔大监、陆务观编修、邹德章监丞、王致君判院、范至能省干携诗相送。”[35]周必大携家属离京，朋友携诗相送，可惜我们已经找不到李端民、陆游、邹樗、王逨四位的诗作，唯有范成大《送周子充左史奉祠归庐陵》仍在集中：
黄鹄飘然下九关，江船载月客俱还。名高岂是孤臣愿，身退聊开壮士颜。倾盖当年真旦暮，沾巾明日有河山。后期淹速都难料，相对犹怜鬓未斑。[36]
诗歌以送客离京起篇，颔联两句最是切题，“名高”与“身退”都是奉祠的结果，然前者并非主观所愿，后者却是可以料知的结果。颈联、尾联既叙及彼此感情，又以“鬓未斑”尚有再起之时相宽慰。可以推想，李、陆、邹、王诸人诗作亦当多以宽慰为主调。五人之中贺子珍简历，陆游与周必大此时心境最为相似[37]，他此时也因反对龙大渊、曾觌而被外任通判建康府。陆诗虽佚，周必大的答诗《次韵陆务观送行二首》则俱存：
蓬阁虚生白，兰台汗杀青。英游迷岁月，神武动风霆。迁擢恩频忝，黔黎困未醒。空晞范蠡去，羞对浙江亭。
议论今谁及，词章更可宗。三年依玉树，一别送尘容。尽日寻山寺，思君傍塞烽。（自注：务观将赴京口。）五言何敢续，持用当缄封。[38]
全诗以赞扬陆游才能为主调，许其为“范蠡”，赞其“议论”与“词章”，而缺乏一般贬官送行的安慰。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陆游只是离京换任，而周必大自己则是奉祠里居，从仕途前程来看，此时的周必大似无安慰陆游的资格。
倘若从奉祠情感流露的真诚度来说，周必大写给从兄周必正的一首次韵诗可算典型之作。周必正（1125—1205），字子中，伯父周利见之子，比周必大年长一岁，二人性情相投，趣味相近，关系最密切，周必大晚年所称“二老堂”之“二老”正是指自己和周必正。周必正笃好诗文，与周必大多有唱和，隆兴元年奉祠归乡，周必正有诗相赠，惜已亡佚，周必大的酬答之作题《恩许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韵诗再次韵》：
迂儒岂足助维新，日奉威颜谢主臣。可罢本非缘一事，致疑初不怨三人。弟兄有禄供温饱，畎亩何阶答圣神。此去读书真事业，向来正字误根银。[39]
诗题说得很清楚，请祠获准之后，周必正将此前一首“臣”字韵的诗再寄给周必大，周必大次韵回酬此作。这首诗是周必大正面表达奉祠心情的重要作品，全诗可谓句句指向奉祠事件。本诗开篇即自称为“迂儒”，并认为自己实在不堪辅佐孝宗亲政“维新”，而颔联所谓“可罢”“致疑”之句则意味自己奉祠，根源不在他人，乃在个人性情与官场不合。颈联笔锋一转，回到从兄身上，言及兄弟二人从今只需一起居乡躬耕、读书，便足了此生。尾联的“根银”即“校鱼鲁，分根银”的“根银”，暗指自己当将全部精力用在读书之上，不再过问政治。与这首诗相呼应的，是一首题为《四禽》的作品，该作虽然没有正面提及奉祠，却可以断定乃是就奉祠事件而发：
人言百舌巧，暑至辄无声。不如鸠虽拙，四时知阴晴。提壶劝我饮，我醉谁解酲。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40]
诗中写到四种鸟百舌、鸠、提壶、布谷，此作又作于奉祠之际，因而前两种的隐喻对象就实在太明显了，百舌即谄媚的朝臣，自己则为“知阴晴”的鸠，最后两联“醉”与“归”乃关键词，向世人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如果我们将这两首诗与此后周必大的腾达仕途相对照，不免觉得周必大晚年已放弃了此时的书生意气，而更多地沾染了官僚习气。然这两首诗确实表达了第一次任领祠官的周必大此时内心最为真实的一面，即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自己只求全身而退，失意、不平之感亦交杂其中。较之那些奏札之作，此诗情绪虽显消极，却不乏性情真率的一面,正是在政治失意中获得心理平衡的必然举动。
从整体风格来说，周必大诗歌缺乏一种澎湃的情感表达和机敏的叙事策略，特别是与同时的陆游、杨万里相比，这种缺点更为突出，他的诗作雍容平和有余，而藻思波澜不足。同僚奉祠，他写诗相赠是如此，自己领祠时的酬唱之作风格也大体近似，但其中所透露的身份认同之感，却仍比较强烈。领祠之际所作诗歌的眼光与立场许多时候乃将他者与自我相融合，基调多为安慰与鼓励，在赠人的姿态中完成自我情感的慰藉。这种不分彼此的情感表达模式背后我的糟糠之妻，其实是作者对祠官身份的感同身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领祠时的诗歌酬答是士人们情感涤荡、宣泄的重要途径，促成了他们在审美趣味、艺术风格、淑世怀抱上的交流，由此获得共同的精神归属感。这也同时为我们认识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别样的窗口。
（三）归祠里居：庐陵地域诗人群体的聚合契机
在讨论祠禄制度与地域诗人群体形成关系时，我们曾经提出：“地域性诗人群体的聚合，固然在于多方面因缘际会的促成，就南宋来说，隐在的地域——家族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依附条件，而同样重要的是核心文学家的凝聚力。”又认为“祠禄制度下的文学家主盟地方，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凝聚力量，在南宋多层次的网络性、块状化文坛中显得颇为重要。”[41]士人们奉祠里居后的诗文创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处处体现出他们的祠官身份，但是共同的乡居却正是孕育地域诗人群体最基础、最重要的时空条件。作为祠官的周必大，在庐陵地区士人群体的离合聚散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至少有两个地域诗人群体在他前后两次奉祠时显现出来。一个是以胡铨、周必大为核心的乾道年间庐陵诗人群体，一个是以周必大、杨万里为核心的庆元年间庐陵诗人群体。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地域诗人群体的出现，所依赖的正是核心文学家周必大、胡铨、杨万里的奉祠归乡，他们三人均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和出色的文学创造力，一旦稳定里居，即有凝聚众人之效。以下我们试对这两个群体的聚合概貌略作勾勒。
周必大与两个人的唱和频次最高，一是上文提及的从兄周必正（子中），唱和之作有30余题40余首，另一位则是同样奉祠居乡的胡铨（邦衡），酬唱诗作更是多达30余题近50首。这在周必大现存的800余首诗中所占比例很突出。这两位诗友，前者算是隐在的地域——家族网络成员，后者则正是奉祠归乡的核心文学家。胡铨（1102—1180）与周必大虽同是庐陵人，但胡比周大二十四岁，在同时奉祠里居之前并无交往[42]。周必大于隆兴元年（1163）奉祠归居庐陵直至乾道六年（1170），而胡铨则自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始提举太平兴国宫，奉祠里居[43]。两人目前最早相涉之作乃《访胡邦衡庭前四菊茂甚因赋二绝》，题下注“乙酉十月”则已是乾道元年十月事。此前，周必大与胡铨侄子胡维宁（字季怀，1123—1170）相识，且多有唱和，如《道中忆胡季怀》（绍兴二十二年）、《抵苏台寄季怀》（绍兴二十三年）等作。乾道元年六月，周必大作《胡季怀有诗约群从为秋泉之集，辄以山果助筵戏作二叠》诗，他与胡铨的订交，极可能就在此次雅集。自此以后，二人及周边士人多有唱和。周必大记载胡铨说：“士子投献，必用韵酬答，虽百韵犹然，盖愈多而愈工。”[44]可见胡铨不只是一位主战的名臣，还是一位充满诗兴的文人。可惜的是，胡铨、胡维宁及其他师友的作品都没有留存下来，我们仅能从周必大诗集中略窥一斑，兹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次酬唱诗题按时间分组，罗列如下：
《顷创棋色之论，邦衡深然之，明日府中花会，戏成二绝》丙戌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七日，葛守、钱倅出所和胡邦衡羊羔酒诗，再次韵简二公》丙戌
《戊子岁除，以粣代酒送邦衡，邦衡以诗见戏，仍送牛尾狸次韵》
《邦衡再送二诗，一和为屠酥，二和牛尾狸》己丑正月十日
《胡邦衡生日，以诗送北苑八銙日注二瓶》己丑六月三日
《邦衡再和次韵》己丑六月六日
《邦衡侄季怀亦惠二诗，再次韵二首，一颂其叔侄之美，一解季怀生日不送茶之嘲》同前
《邦衡再送皇字韵诗来次韵》癸巳闰正月二十四日
《又次邦衡长子泳总干韵》癸巳
《又次邦衡族侄长彦司户韵》癸巳
这些诗都是在相关雅集活动中唱和写作的，除了周必大、胡铨，第一组还涉及葛守、钱倅[45]，这两位在周必大其他诗文中也曾多次出现，如《十二月二十二日葛守送羊羔酒戏占小诗》《葛守坐上出点绛唇道思归之意走笔次其韵》《答钱倅五月旦问候启》《转官回钱倅状》《戏答钱倅》等作品均是；第三组多出胡维宁，周必大里居时期与胡维宁的唱和陡增；第四组则有胡铨子胡泳、族侄胡长彦，周必大集中尚有《次胡长彦司户韵为其生日寿长彦新授桂掾》《次张钦夫经略韵送胡长彦司户还庐陵》等作。可见，一个以胡铨、周必大为核心，以胡氏家族成员胡维宁、胡泳、胡长彦等为羽翼，以地方官吏葛守、钱倅为辅助的庐陵诗人群体呼之欲出。耐人寻味的是，周必大与胡铨两人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胡铨为主战派干将，一生从未放弃恢复故土的理想，而周必大则与主和派关系密切，在对金态度上有游移的一面[46]。不可否认的是，胡铨长周必大二十余岁，周对胡多有敬仰之情，他们的乡邦之谊更是冲淡政治分歧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个潜在的关系凤凰花gl，即彼此的祠官身份认同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作用因子。恰是祠官身份让两个年龄相差很大的庐陵人杰共聚乡间，在日常的饮酒、赏花、品茶、弈棋、庆寿、酬诗之中找到了情感共鸣，彼此的政治分歧由此得以搁置。
另一地域诗人群体的出现，是周必大庆元元年奉祠归乡时。在周必大的乡邦酬唱作品中，有一首比较特别，也很能表明周必大祠官书写的丰富性以及退居庐陵的闲居雅兴，那就是在杨万里罢祠时的次韵之作。周必大与杨万里早年即已相识，二人酬唱赠答的诗文，两人性格虽不相同，周必大有他稳重圆熟的一面，杨万里性格却比较刚直，但私交一直较好[47]。两位庐陵同乡在晚年的交往更是频繁，常有诗书酬答，现存周必大诗集中26首给杨万里的诗，有24首是六十岁以后写的，《鹤林玉露》“二老相访”条就记载了两人诗歌酬唱的生动场面。[48]庆元元年（1195），也即“党禁”前夕，周必大以醴泉观使的祠官身份里居在乡，六十九岁的杨万里也以提举万寿宫的祠官身份在庐陵。四月，杨万里祠官任满，作《四月二十八日祠禄秩满喜罢感恩进退格》诗：
随牒江湖四十年，寄名台阁两三番。全家廪食皆天赐，晚岁祠官是地仙。匹似分司转闲散，也无拜表及寒温。明朝更省毛锥力，十字名衔尚请钱。自注：白乐天得分司官，作诗夸拜表、行香、寒温之外并无职事；未知今日祠官，并行香、拜表，亦皆不赴。予以中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辞满，系阶遂省十字云。[49]
此时的杨万里提举万寿宫已无贬谪之感，而多有“佚老优贤”遗意，他在诗中以一贯的调侃笔法说自己“晚岁祠官是地仙”，并不无自豪地与白居易分司官作比，说与分司官一般闲散，但连分司官的拜表、行香、寒温等一律省却。祠禄一罢，还省却了用笔多写“十字名衔”的工夫，所谓“十字名衔”即“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十字。这首诗一反祠官诗歌中常有的失落与不满笔调，而将罢祠写得值得庆贺。周必大读后即作《廷秀用进退韵格赋奉祠喜罢感恩诗次韵》：
寿宫均逸跨三年，谏纸停书剩几番。闻道君王开献纳，岂容公子散神仙。
东华行踏京尘软，南涧休贪钓石温。三字底须论十字，券钱何似给餐钱。自注：来诗云十字名衔尚请钱。按外任及宫祠随衙官支券钱，在内侍从职事官则给职钱食厨钱。[50]
周必大也回之以诙谐笔法，言及祠官罢了，尚有可能“君王开献纳”，仍会被召回朝庭为官，祠官的“券钱”变成了职官的“给餐钱”。周必大与杨万里归乡之后，这种既将祠官身份逐渐看淡，又以此为契机呼朋引伴、诗酒酬酢的作派，愈发显示出二人在晚年奉祠期间淡化政治、强调私谊的趋向。从两人诗集中，我们可以勾稽出在他们周边聚集的如周必正（子中）、胡涣（季亨）、王子俊（才臣）、萧伯和、萧仲和以及庐陵的地方官员等一批共同诗友，俨然又一庐陵诗人群体。
总之，作为祠官的周必大归乡里居，利用充裕的时间写作、刻书，凭借自身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既带来了诗文创作和地方文化建设事业的丰收，也带动了周边文友的酬唱雅集。周必大与其他具有祠官身份的士人相聚合，更是多种力量激荡，促进了庐陵地区的文学活动，丰富了南宋祠官文学的创作风貌。
三、祠官文学与南宋文人的心灵世界
上文从乞祠之时、领祠之际、归祠之后三个时段，以奏状、表启、诗歌等文体的创作，结合奉祠者和他者两个身份，阐述了周必大祠官文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结构。此外，像奉祠归乡的行记创作、代皇帝起草的他人奉祠“不允诏”，以及讨论祠禄制度的奏章等，在周必大的文集中也有体现神田留美，但这些文体要么与奉祠心态关系不够密切，要么内容不多，就不再细谈。
在我们看来，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至少有三个重要绾合点：一是制度与文体形态，有些制度的设置，会催生新的文体，如设置官员弹劾制度就必定有相应的弹劾文产生，劝农制度则对应着劝农文的发展，科举制度所要求的考试文体更是典型；制度的新设，有时还会促进原有文体的变化与兴衰，比如唐代著作郎制度变迁带来碑志文的变化，宋代词科制度与四六文的发展也有关系。二是制度与文学空间，有些制度会促使文人进入特定的空间，而这些特定空间的存在，又常常意味着文人生活方式较之往常的转变，比如科举锁院制度带来的封闭空间创作、交通制度带来的风景转换、游幕制度促使文人走向边塞与地方等等，都会因空间而改变文人的眼界、趣味、交游，从而影响文学创作的题材、意象乃至表达体裁的选择等。三是制度与文人心灵艾视网，有些制度是直接作用于文人心灵的，它们的设置、运作会造成文人心态的直接转变，比如贬谪制度就是明证。它将士人排除在中心、群体、政局之外，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冲击他们的心灵，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学精神。以上这三者当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文学。本文所要讨论的祠官文学，就是在祠禄制度影响下的特殊文学景观。祠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贬谪制度，它也是通过作用于文学空间与文人心灵的路径影响文学生态结构与文学创作面貌。从文学空间来说，我们以祠禄制度促成福建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为例[51]，已作了一定探讨，兹不再述。从根本上说，祠官文学还是一种独特心态的体现，是我们观察南宋文人心灵世界的一扇窗口。
这里不妨再以陆游和朱熹的两首诗歌略作申说。
陆游一生奉祠时间甚长，他在晚年时常感叹自己的仕宦遭遇，说“平生敭历半宫祠”（《自嘲》）[52]、“五侍仙祠两挂冠，此生略有半生闲”（卷六二《夏日感旧四首》其二，第3546页）、“宦游强半是祠官”（卷七一《剪牡丹感怀》，第3951页），反复表达他的祠官身份。陆游最长的奉祠经历，是绍熙元年（1190）至庆元四年（1198），期间连续提举武夷山冲祐观。至庆元四年九月，秩将满，七十四岁的陆游决定不再请祠，为此，他自入秋后连续写了多首诗作，准备告别祠官身份与祠禄收入，所谓“扫空祠禄吾何欠，陋巷箪瓢易属厌”（卷三八《新作火阁》，第2430页）之类。其中有一首《病雁》引人关注，题下注：“祠禄将满，幸粗支朝夕，遂不敢复有请，而作是诗圣手战医。”诗云：
芦洲有病雁，雪霜摧羽翰冬红果。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稻粱亦满目，鸣声自辛酸。我正与此同，百忧双鬓残。东归忽十载，四忝侍祠官。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读我病雁篇，万钟均一箪。（卷三七，第2418页）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明确的，其象征寓意也非常明显。作者以病雁自况，而之所以有此感慨，皆因“四忝侍祠官”，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虽云幸得饱”，但是报国无门，理想落空，仍只能似病雁一般“鸣声自辛酸”罢了。不复请祠的现实，促使他不断地回顾、反思自己多年奉祠的经历，“百忧双鬓残”“东归忽十载”，奉祠里居带来的痛苦与失落，此时全部迸发出来。这首诗充分体现出陆游对祠官身份的矛盾态度，是我们体察其晚年心理的重要作品之一。
另一位长期领任祠官的南宋文学家是朱熹。朱熹一生虽怀抱天下却与政治中心相疏离，他历主南岳庙、崇道观、冲祐观、云台观、鸿庆宫等，借助祠禄收入兴办书院、讲授学问。清代夏炘即云：“（朱熹）归即杜门食贫，不仕者二十年。每朝廷授官进秩，稍不以道，便辞谢退避。其所以养亲读书者，惟恃朝廷之祠禄耳。此区区祠禄，在廊庙有养贤之恩，在朱子无伤廉之取。”[53]将朱熹经济依赖祠禄的事实揭示出来。朱熹每每为请祠而致书朝廷，如乾道五年（1169）就反复给汪应辰去信，希望能斡旋准祠，云：“熹近拜手启许青山，并申省状，何雨婷自崇安附递，恳请祠禄，不审已得彻台听否？”[54]其心情可以想见。淳熙十二年（1185）《与刘子澄》云：“熹又三四日，祠禄便满。前日因便已托尤延之为再请，势必得之。”[55]亦言及托尤袤请祠之事。诸如此类往复请求他人帮助以获得祠禄的文书，在朱熹集中频繁可见。其中很显特别的一封，是淳熙十四年（1187）给刘清之（字子澄）的书信，其文不但提到“云台将满”（即提举云台观到期），另改新命提举鸿庆宫，而且录有绝句一首：
昨日拜鸿庆敕，偶得一绝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觉涕泗之横集也。[56]
这首七绝在朱熹诗集中即题作《拜鸿庆宫有感》，它与一般的奉祠诗歌表现出非常不一样的情感旨归。全诗并未感叹自己的奉祠人生，而是以自己奉祠鸿庆宫，引起收复故土的思绪。鸿庆宫位于当时的南京（今河南商丘），原为宋太祖所建赵宋宗庙，真宗时供奉太祖、太宗、真宗塑像孙颖歆，是一个具有王朝象征意义的宫观。南宋之时，鸿庆宫已在金国统治区。从祠禄制度的规定来说，朱熹自然不必实地上任，但此时提举鸿庆宫，在国家“恢复”的大背景下，主战的朱熹不免“北望千门”而“涕泗横集”。在奉祠作品中，表现出对南宋“恢复”大业的感慨，这是大量南宋祠官作品中较为罕见的，在朱熹的诗歌中也颇显特别。
明人崔铣曾指出“宋之祠禄，始也奸臣以置元老，终也儒者以当辟地”[57]，祠禄制度最终成为了南宋士人的政治避风港，士人们在此制度的庇护之下开展大量文学学术活动，这种特殊环境下创作的作品也呈现出心灵世界的异样色彩，并与他们整体的文化性格遥相呼应。陆游和朱熹的这两首诗作，不过是南宋士人大量祠官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我们如将这些作品都辑录出来，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必定可以加深我们对南宋文学家心态的认识。而在周必大的祠官文学作品中，鲜有陆游长期奉祠后不复请祠的矛盾心理表达扎拉布星人，也没有朱熹借奉祠的机会感叹故土恢复无望的愤懑与遗憾。他们三位各具面貌的奉祠心态，启示我们南宋祠官文学的丰富性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宋代祠官文学研究”（项目批号：17YJA751012）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资助。本文修订得到马东瑶先生、林岩先生、许浩然先生及《文学遗产》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将祠禄官分为广狭二义，认为广义的祠禄官包括三种类型的宫观官，狭义的祠禄官则特指“专职的但却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为宋代所独有，辨析甚明，请参看。本文讨论的祠禄官制即为狭义。
[2]从文学角度涉及此问题者，有侯体健《刘克庄的乡绅身份与其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诗派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政治因缘》（《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及侯体健《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等。《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首次提出了“祠官文学”概念，并从奉祠者和他者两个角度描述其内涵，认为这是观察地域文人群体心态的特殊视角，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作考察。
[3]以上数据均来自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学生书店1978年）附录《宋祠禄奉罢年表》及《宋代之祠禄制度（提要）》的统计。
[4]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参知政事赠太师张忠定公焘神道碑》，《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六一《平园续稿》卷二一，清道光二十八年欧阳棨刊、咸丰元年续刊本，下文所引同。
[5]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册，第4008—4009页。
[6]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7]洪咨夔《乞祠奏》，《洪咨夔集》卷一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5页。
[8]目前尚留存吕祖谦《尚书汪公得请奉祠，饯者十有四人分韵赋诗，某得敢字》、范成大《送汪仲嘉待制奉祠归四明分韵得论字》、赵汝愚《送学士汪大猷归鄞》、司马伋《送汪尚书大猷归鄞二首》、朱熹《送汪大猷归里》等作。
[9]周必大《高州赵史君介墓志铭》，《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七二《平园续稿》卷三二。
[10]刘克庄《跋黄慥诗》，《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九，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册，第4180页。
[11]参前揭《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文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12]朱熹《乞宫观札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03页。
[13]关于周必大在南宋政局中的表现，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相关章节有所讨论，特别将其作为与“官僚集团”相对的“理学集团”的领袖看待；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则对其政治、人事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可资参考。
[14]关于周必大生平履历及请祠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再细述，可参看李仁生、丁功谊《周必大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及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二书。
[15]事件概况可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六“台谏给舍论龙曾事始末”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3—607页）。详细讨论可参看张维玲《从南宋中期反近习政争看道学型士大夫对“恢复”态度的转变》第一章“道学型士大夫的凝聚——反近习主力的形成”（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5页）。
[16]如杨瑞《周必大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邹锦良《周必大生平与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光生《周必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前揭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等。
[17]周必大《缴驳龙大渊曾觌差遣状》，《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九九《掖园类稿》卷六。
[18]周必大《与史丞相劄子》，《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九九《掖园类稿》卷六。
[19]周必大《乞宫观奏状》，《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二二《历官表奏》卷一。
[20]周必大《奉祠还家侄绎以诗相迎次韵》，《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五《省斋文稿》卷五。
[21]文长不具录，参周必大《辞富沙乞宫祠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二二《历官表奏》卷一。
[22]周密《癸辛杂识》“周莫论张说”条咒怨新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2页。
[23]周必大《王季海丞相》，《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九〇《书稿》卷五。
[24]周必大《赵子直丞相》，《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九一《书稿》卷六。
[25]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册，第11968页。
[26]参前揭杨瑞《周必大研究》第二章第三节“周必大与孝宗”相关论述。
[27]周必大《乞宫观札子》，《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二四《历官表奏》卷三。
[28]周必大《御批丐祠不允奏并诏书跋》，《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四《省斋文稿》卷一四。
[29]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页。
[30]周必大《再任宫观谢宰执启》，《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二四《省斋文稿》卷二四。
[31]周必大《谢宫观表》，《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二二《历官表奏》卷一。
[32]周必大《胡原仲正字特改官除宫观，馆中置酒饯别，会者七人，以“先生早赋归去来”为韵，人各赋一首，仆得早字》，《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二《省斋文稿》卷二。
[33]周必大《籍溪胡先生宪墓表》，《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三五《省斋文稿》卷三五。
[34]周必大《送光禄寺丞李德远得请奉祠》，《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二《省斋文稿》卷二。
[35]周必大《归庐陵日记》大正三色，《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一六五《杂著述》卷三。
[36]范成大《送周子充左史奉祠归庐陵》，《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37]承许浩然先生告，周必大与陆游在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元年，同居百官宅，虽政见有异而交谊颇厚，参见许浩然《地理空间与交游场域——南宋临安百官宅考论》（《史林》2016年第1期）。
[38]周必大《次韵陆务观送行二首》，《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三《省斋文稿》卷三。
[39]周必大《恩许奉祠子中兄重寄臣字韵诗再次韵》，《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三《省斋文稿》卷三。
[40]周必大《四禽》，《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三《省斋文稿》卷三。
[41]参前揭《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42]关于周必大与胡铨的交往概况，可参考前揭邹锦良《周必大生平与思想研究》第四章（第210—216页）及李光生《周必大研究》第三章（第86—91页）。
[43]胡翯《胡忠简公年谱》（贵阳中央日报社1945年版）仅记隆兴二年“闰十一月，公与尹穑并罢。”《宋史》本传则记“久之，提举太平兴国宫”，由此推知此年闰十一月胡铨奉祠归乡。
[44]周必大《跋胡忠简公和王行简诗》，《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四七《平园续稿》卷七。
[45]据笔者考订，“葛守”当为葛立象，字像之，江阴人，葛次仲子。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二〇《葛亚卿庐陵诗序》即云：“隆兴甲申，公子右朝奉大夫立象来守此邦。”“钱倅”当为钱稚先，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二七有《回吉州倅钱稚先启》。
[46]参许浩然《诗学、私交与对金态度——胡铨、周必大的乡邦唱和》，《井冈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7]关于周必大与杨万里的交往，参见李光生《周必大与杨万里政治关系考辨》（《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邹锦良《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杨瑞《周必大与杨万里交游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
[48]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二老相访”条，第210-211页。
[49]杨万里《四月二十八日祠禄秩满喜罢感恩进退格》，《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册，第1901-1902页。
[50]周必大《廷秀用进退韵格赋奉祠喜罢感思诗次韵》，《庐陵周益国文忠集》卷四一《平园续稿》卷一。
[51]参前揭《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52]陆游《自嘲》，《剑南诗稿校注》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9页。以下随文注。
[53]夏炘《记朱子屡请祠禄》，《述朱质疑》卷一六，《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9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54]朱熹《答汪尚书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朱子全书》，第21册，第1098页。
[55]朱熹《与刘子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47页。
[56]朱熹《刘子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别集》卷三，《朱子全书》，第25册，第4892页。
[57]崔铣《述言上》，《士翼》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4册，第463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侯体健教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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